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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对集邮活动遭受破坏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13-11-21 浏览

     1.对集邮活动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是从所谓“文艺革命”发端的。1966年4 月,国内各报刊发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中,就把文艺界定为“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兜售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等。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各种文化文物收藏 品的空前大破坏。一时打、砸、抢、抄、抓盛行,波及面之广, 令世人瞠目。集邮,也未能幸免。

   1986年,傅伯林在《文革集邮旧事》一文中对当年成都红 卫兵焚烧邮集有如下记述:“‘文革’初的一个傍晚,饭后散步至 华兴正街,只见锦江川剧团门前人声鼎沸,火光熊熊,原来是一 群红卫兵正在破‘四旧’。我挤入人群,只见一大堆戏装、戏袍、 道具、书物正在燃烧,不时又有新的‘四旧’被投人火堆……这 时,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红卫兵抱了一大叠册子挤人人群。我 眼睛一亮,那不是集邮册么?我斗胆拿过一册,翻开一看,天 哪!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知抄自哪位集邮者之家,实在 令人惋惜。这时,一个男红卫兵毫不客气地从我手中夺去邮册, 顺手投人火堆之中。”

    1997年版《广东集邮志》有如下记述:
“1966年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集邮被当作‘封、 资、修’来批判,邮票收藏被当作‘四旧’来破,集邮分公司停止营 业。不少集邮者害怕受牵连,忍痛进行‘自我革命’,偷偷烧毁 自己珍藏的邮票,也有人将邮品藏匿在较安全的地方。那些收集外国邮票,跟外国邮友通信交换邮票的集邮人士,被强加‘妄图 复辟、变天’,被抄家,遭禁锢,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如河源县 中学校长张欣,在‘文革’中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所集邮品 被付之一炬。一位1957年参加顺德新风集邮小组的医生,竟因 集邮被抄家迫害,含冤而死,临终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些被抄走的 邮票。广州的集邮者被抄家者更多,损失更惨重。这种情况一直 延至1976年。整整10年,广东的集邮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集邮一 样陷人低谷,受到很大的破坏。”

    文艺界老前辈夏衍,1949年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也是一 位收藏颇丰的集邮家。他以收集清代票、解放区票和新中国票为 重点,藏品十分精道。“文革”中他遭受政治迫害,不仅几十年 的革命生涯和文艺创作受到歪曲和否定,连他的集邮爱好,也成 了 “罪行”。曾有一篇题为《揭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在集 邮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的批判材料中写道:1958 年夏衍直接插手《集邮》月刊,通过对该刊记者的谈话,大肆贩 卖资产阶级集邮观点,诱骗青年脱离现实斗争,钻到邮票堆里 去,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说他收集清代大龙、小龙邮票是过遗 老生活,是要为封建王朝、国民党反动派树碑立传。甚至将夏衍 曾提出要在1958年举办“纪念中国邮票发行80周年”之际可发 行纪念邮票,和举办一次小型展览会的倡议,也说成是彻底的卖 国主义勾当……

   对于“文革”中邮品的不幸遭遇,夏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们把集邮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是什么‘投机倒 把,玩古董’。江青甚至说‘集邮是搞特务活动’。他们把我的邮 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 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 ‘反革命’罪证。由于这样,不 知有多少人在他们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中,忍痛把多年辛勤搜集来的邮票付之一炬。这是一种难以补偿的损失。”
在“文革”时期受到批斗、抄家的集邮家中,虽然只有一部 分完全是因为集邮而受到冲击迫害的,但是在因其他缘故被批 斗、抄家时,一旦发现被抄者收藏有邮票和集邮资料,就会罪加 —等,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集邮藏品马上被抄没或焚毁。

    2.集邮者遭受迫害
   “文革”中,几乎每一位集邮者都有过为自己的集邮藏品担 忧和设法躲藏的经历。为免遭祸事,不少人暗地亲自烧毁心爱的 邮票。例如,南京集邮家董光呈在破“四旧”的压力下,自己将 两箱民国时期的整版邮票和实寄封、片全部挑出来,用了四个夜 晚,把它们偷偷地烧掉。当年全国各地遭受到抄家洗劫的集邮者 绝不在少数,这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集邮者,如教师、科研人 员、机关干部。当时,知识分子被怀疑审査是司空见惯的事,因 而遭受的冲击很严重。

    崔显堂,天津人。北京育英中学(巧中学) 地理教师。从中学时代开始集邮,是集邮界著名的封片和邮戳专 家,邮品收藏十分可观,其中清代实寄封有不少珍罕品,特别是 国内各种邮刊收集得很全。

   “文革”开始后,中学教师首先受到严重迫害,一群群红卫 兵蹬着三轮车多次揪斗崔显堂,根据一幅1957年《人民画报》 上刊登的崔显堂和姜治方等三位邮友一起交流邮识的照片,红卫 兵们把他定为“北京四大集邮家”之一,认为他“罪该万死”。 多次抄家之后,他的全部珍藏被席卷一空,藏书被烧掉大半。其 中包括他将自己几十年撰写发表的集邮、集币的文章,装订成的 三本剪贴册一《崔显堂集邮文存》、《崔显堂集币文存》。这位 收藏家的一生心血,随着烟尘而消逝。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对党仁珊的批斗,以野蛮的刑讯逼供,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让他 承认自己是美蒋、苏修双料特务。党仁珊写过血书,想到自杀, 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从1969年起,地质队革委会连续用两年 的时间,先后派人到全国12个省市30多个单位,对与党仁珊有 密切联系的人进行调査,使与他交换过邮票、火花的朋友遭受株 连。直到1^8年,党仁珊的冤案才得到平反。平反书上的结论 是:“未发现党仁珊与这些人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也未发现他在 集邮方面的特嫌活动。”

    “文革”时期的抄家、批斗行为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狂热和盲 动。造反派对他们认定的“四旧”(包括集邮收藏品)任意处置, 因而加剧了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上海集邮家中的工商界人 士和邮商比较多,由于这些人长期活跃于国内集邮舞台,知名度 很高,“文革”开始后受到的冲击便十分严重。那一时期,上海 集邮家先后有不少人去世,如:梁芸斋、陈复祥、钟笑炉等,均 与遭受的种种迫害有关。

    陈复祥在“文革”期间多次被抄家,集邮藏品损毁非常严 重。一次抄家时,把陈复祥隐藏得很严密的珍贵邮票翻出来了, 红卫兵强迫他把其中的“红印花当五元”邮票抛人水沟冲走。陈 复祥不堪忍受一次次的精神折磨,抑郁而终。

   邮商谈佐麟、鲍伟民等在“文革”期间,不但邮票藏品被抄 光,还被揪斗。大字报贴到门上,批判“集邮十大罪状"。迫于 生活,他们也和上海其他邮商一样,改行以卖报纸为生。

   各地抄家抄走的集邮藏品,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封存保管,有 的交到文物部门,有的集中到邮政管理局,还有的被封存在本单 位。这些被抄的集邮藏品的命运千差万别,有些保存较完好,多 年以后仍能完整发还给本人,有些则被弄得七零八落,发还时面 目全非,更甚者则被毁被盗,下落不明。
张包子俊建国后担任杭州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杭州市工商联第三届常委,杭州市旅馆商业筹委会主任,杭 州市旅馆业中心店经理。“文革”开始后,张包子俊被抄家,邮 票和资料被抄走或焚烧,他收集的民国、解放区邮票、航空邮 集、民信局封片专集、各国小型张、日本邮票集等均被损毁,长 期保存的大量珍贵邮刊也损失殆尽。他本人受到冲击,被迫在旅 馆里做烧开水的司炉工。

   王君诚收集有大量的民国整版邮票。“文革”中被揪斗时, 把他的邮票扔在大街上,强迫他跪在地上自己烧掉。遭此大难, 刻骨铭心,直到“文革”后很久王君诚都不愿提及集邮。

   今天深刻反思“文革”时期集邮者遭受的各种伤害的时候, 不应该忘记这样严峻的事实:许多珍贵的邮票和邮刊,其收藏价 值与文物价值已远非金钱所能计算,一旦被损毁,便永远无法弥 补。许多有追求、有实力的集邮家本可以通过不断努力,收藏并 组编出世界一流的邮集,可是“文革” 10年,不仅使他们的集 邮追求中断,而且使他们的大量藏品遭受损失,前功尽弃,从而 造成中国集邮整体实力削弱,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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