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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集邮的曲折、封闭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21-03-11 浏览
      60年代初,经过《集邮》杂志关于集邮观的三次讨论,加 上“自然灾害”,人们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不少 人的集邮热情大大降低了。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集邮公司陆续撤掉苏联及东欧国家的 邮票,原来大厅西侧整个一排展柜里全部是苏联邮票,琳琅满 目,如今,几个插票板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体育、动物、花卉等等 “中性”邮票出售。东欧诸国邮票也撤掉许多,唯罗马尼亚邮票保留略多一些,但也以“中性”邮票居多。营业厅变得空空荡荡 了。

     《集邮》杂志关于集邮活动的舆论导向,人民生活的窘困, 集邮公司削减外票邮售种类,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使全国 的集邮热潮低落,集邮人数开始减少。

       1962年、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文化领域呈现活跃 气氛。此时,邮票选题又有所扩展,《梅兰芳舞台艺术》等邮票 都是这一时期发行的。《集邮》杂志以介绍传统集邮知识、邮票 画面的专题知识及中国邮政、邮票史等内容,取代了冗长枯燥的 政治说教文章,集邮活动有所回温。但这只是短暂的,局部的向 好,无法挽回大势的低落,因为“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进一步 发展着。集邮,无法逆转这种形势。由交换、买卖邮票的集邮者构成的市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 与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中,难以生存。60年代中 期,中国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的交换者只有三三两两的。后来只 要发现人群中有买卖邮票的,立即有人上前严加盘查,有时还将 买卖双方带到东安市场公安机关,向双方单位发函调査,或是通 知单位领导。中国集邮公司营业厅内外冷落,昔日的繁荣风光不 再。

       在集邮活动低落的状况下,仍有部分集邮者以一股政治热情 坚持集邮活动。因为当时宣传导向把集邮与政治紧密相连,“集 邮即政治”。占集邮队伍的青少年集邮者都是“在红旗下长 大的”,容易接受单向的灌输,封闭使他们看不到集邮的原貌和 本真,认为集邮就是现实这个样子。他们不改初衷,但在集邮活 动中投人了更为髙涨的政治热情。

      在这种政治热情驱使下,1964年10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15周年,宜昌、合肥、广州、杭州、福州、长沙、贵 阳等十几个城市的集邮者举办邮票展览。展览会都是以建国15周年的成就为主题,展出中国15年来发行的纪念邮票、特种邮 票,并配以文字说明。
这一时期,广东地区集邮较为活跃。1963年3月,“广州市 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筹备小组”成立,选出常增书为组长。这个 集邮小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除组织交换邮票、欣赏邮票外,还 结合政治形势组织集邮讲座,协助广州市集邮分公司举办“新中 国邮票展览”、“光辉的16年邮票展览”。该集邮小组还出版了油 印的会刊《集邮简讯》、《广州职工集邮》,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65年2月,广州集邮分公司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邮 展,展出了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同时组织“1964年我最 喜爱的邮票”评选活动。

     1966年5月,北京市通县地区结合社会主义教育举办一次 邮展,这是“文革”前国内最后一次区级的规模较大的邮展。初 春时节,北京集邮者、身为行政干部的朱祖威,用自己的邮票在 本单位举办了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邮票展览,受到 好评。后来通县县委书记得知此事,决定组织全县干部和中小学 生参观。5月,邮展规模扩大,上级拨了经费,由朱祖威负责, 组织专人筹备邮展。邮展没有展框,没有贴页,用白板纸作底, 用玻璃纸包好邮票粘在白板纸上,每块白板纸上写有标题和说明 文字,并配上有关照片和剪报,九名讲解员分工讲解。邮展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 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东风压倒西风”四部分。共展出邮票 3000多枚,均由朱祖威提供。邮展开幕时,通县县局领导由县 委书记带队参观。展览采取按系统发票的办法,基层单位组织职 工参观,等于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在7000多名参观者中,集邮 者却寥寥无几。

      60年代中期,在极左思潮给集邮活动带来危害愈发严重的 时候,集邮工作者和集邮爱好者仍以敬业和爱国的政治热情,从民间抢救、收回一批土地革命时期老苏区珍责的邮票,使这批珍 贵的革命文物没有流出境外。

      1964年秋天,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受邮电部邮票发行 局的委托,请广州市工人业余集邮小组的组长常增书协助收购流 落在民间的一批苏区邮票。这些邮票包括:①湘輳边省赤色邮票 面值1分的42枚〈新〉、2分10枚(新)8分1枚(新);②苏 维埃邮政欠资邮票1分17枚(新)、2分8枚(新);③苏维埃邮 政花草图邮票2分1枚(新)、五角星图邮票3分3(旧);④ 苏维埃邮政地球图邮票半分1枚(新)1分1枚(旧)共84 枚,其中有单枚票、双连票,还有多枚连张。

       这批邮票在一位四川药商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这 位川商经长沙去广州,因交通中断被困长沙,他用药材换了这些 邮票返回四川。1958年,他将这些邮票带到广州,准备卖给香 港邮商,因价格未能谈拢,没有成交。邮电部得知此事后,于 1959年委派广州市邮政局与川商联系洽购,但川商索要价钱太 髙,于是,邮局方面明确告知,这些邮票是革命文物,不准出 口。这件事便搁置下来。1965年1月,常增书受托拜访川商, 谈明来意,川商表示愿意考虑。之后,川商给邮电部邮票发行局 写信,提出要有发行局的授权书,并且要一个奖状。邮票发行局 很快回函:“你的来信已收见。我们为了收集老苏区邮票,已委 托常增书同志帮助迸行这件事。对你所存的苏区邮票能转让给国 家保存,我们表示欢迎,并致以谢意。希望你继续与常增书同志 联系,如洽妥即请将邮票交常同志转给我们鉴定,以便汇拨价 款。”当时,邮票发行局出价1500元。此时又有港商出现,愿以 高出三倍的价格买下这批邮票,被常增书及时制止。最后,川商 将他收藏的全部赤色邮票送交广州邮政局,他还主动写了这批邮 票来历的资料,连同邮票一并转邮电部。

     由于这批珍贵的邮票收回及时,避免了流出境外。倘若仍在川商个人手中,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现在这些苏区赤 色珍邮由中国邮票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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