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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集邮活动的发展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13-07-12 浏览
    一、社会的广泛支持
    为适应集邮者需求,1934年9月1日全国邮政会议决定设立 国内邮票特销课,专向国内外集邮者出售中外现行邮票,供收 藏。该特销课设在上海四川路。1937年9月,为方便集邮者加 盖邮政日戳,中华邮政总局通令:凡持有明信片及贴有邮票之信 封,请求加盖邮局日戳者,一律准予代销盖,同时要加盖“集邮 品”字样的木戳。表明邮政部门巳注意按集邮的需要,向集邮者 提供服务。

     1926年,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与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曾联名上书总税务司请求免征邮票进口税,当时遭拒绝。事隔8 年后,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自12月3日起所有中国及 各国旧邮票进口,一概免征进口税。这项举措使当时的集邮者和 邮商都从中受到了益处。

     基督教青年会是外国教会在我国各地设立的带有宗教性质的 一种机构,对外开放,经常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传播西方文 化,也是集邮活动的场所之一。1923年,杭州基督教青年会里 出现的集邮活动,就是由该会总干事狄尔耐(美国人)和干事伍 立夫(美国人)等人带动起来的。1925年,在福州基督教青年 会内出现了以阮景光为首的集邮社团。其他地区的青年会也相继 举办过邮票展览,如:1928年5月1日,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 了重庆邮票展览,展出了毛宅三、陈宝君、贺伯辛、殷仲子、周 玉书、张福民、蒋伯埙、蔡寄云等人的中0'邮票20多框1000多 种,以及集邮书刊。1935年8月8日至“日,云南基督教青年 会为庆祝新会址在昆明落成,举办过中外邮票展览,省政府主席 龙云参加了开幕式,龙夫人为展览会剪彩。云南集邮者万灿文 0904—1959〉展出中国历次发行的新旧纪念邮票及非洲、欧洲 (德国、比利时)发行的纪念邮票;楚衍展出渝昆航空开航纪念 专集;美国籍集邮者安保罗展出美国、英国邮票。1926年4月2 日,新光邮票研究会在杭州青年会礼堂举办邮票展览。1936年8 月17日,芜湖大同邮票会在芜湖青年会会堂举办邮票展览。 1937年3月21日,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青年会举办邮票展览。 1937年6月5日,甲戌邮票会在开封青年会举办邮票展览等。基 督教青年会一时成为社会的集邮活动场所。
同时,一些城市的民众教育馆也相继成为举办邮票展览的场 所。如1936年4月1日至14日,广东新会民众教育馆赞助支持 当地集邮者张文光、李华焕举办的邮票展览,展出邮票近5000 枚,参观的人很踊跃,展框和展柜的玻璃被压碎了十余块。同年9月10日,北平民众教育馆举办的邮政展览会,除展览邮政器 知和邮政出版物外,还展出各种邮票和明信片。

     1937年3月1日至7日,由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严称组织集 邮者在美术馆举办的世界邮票展览,展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 行的邮票2000多枚。展览不收门票,观众多达4500人次。青年会、民教馆、美术馆为邮票展览提供场所,表明集邮活 动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已得到认可,并登上了社会的大雅之堂。此外,广播电台也开播集邮讲座。上海开洛电台经理曹仲渊 (中华邮票会会员)于1926年7月24日下午4时邀请周今觉在电 台发表了 30分钟的《集邮之趣味与禆益》的演说。周今觉在演 说中简述了邮票的历史,指出“集邮乃王者之嗜好”。呼吁初集 邮者不要贪图种类多的各国邮票。提倡中国人集中国邮票,‘‘华 邮已经有了四十九年的历史,中国经过无数变化改革,奇珍异品 叠出不穷。近几年来市价腾腾上长,日新月异,已变为一个极时 髦的国度了。” “但是国内的实力,究竟还嫌太差,实力不足的原 因是因为新进的集邮家太少,声气太孤。”他“希望中流社会的 人们节省一切玩好娱乐的费用,从事集邮,人人都有一本小邮集 ……各从其所好。”他还提到了邮票增值:“集邮不是消费虚糜的 性质,乃是投资储蓄的性质……有许多外国人,早年集成的邮 册,到了晚年卖掉,得了十倍、百倍的厚利。”他最后欢迎加入 中华邮票会,可以受到集邮指导。对周今觉的这次广播演说,曹 仲渊事后发表文章说:“周君今觉,集邮仅三年,费二十万金, 其雄心毅力,已有足多。每获一品必刻意精研,穷源竟委,以华 邮为主,旁及远东列国,援古证今,发明至溥,更与东西各国集 邮专家上下议论,剖析毫厘,人多推服。” “……电波之传播,放 广长舌,为听众说法,十方三界,亦既有缘谛听矣。”周今觉的 集邮广播演说,开创了中国集邮广播之先河。

     二、收藏与研究领域的扩展
      集邮活动,离不开邮政。邮票的接连发行,以及邮政业务的 发展与变化,都在不断扩大集邮者的收藏视野及集邮研究领域。 集邮者收集到一定数量的邮品后,研究整理就变得更加重要,否 则,单纯的收集活动不能带来收藏的乐趣。集邮研究起步于对邮票的发行时间、图案、全套枚数等的探 讨,继而对邮票版式、刷色、齿孔、用纸的研究,从中发现变 体、罕品和珍品。由于许多集邮名词始于外文,中文译名的确定 也成为集邮研究项目。随着集邮范围的扩大,对封、片、简、戳 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邮票进人商品市场后,因邮票行情升值、贏利诱发了作伪行为。对邮品的研究也可以增强集邮者精于辨伪的能力。

    1.邮票研究
     中国集邮者最先感兴趣的研究活动是对邮票价格查询本身的研究。研 究对象以淸代、民国邮票为主,同时包括各地商埠邮票和外国在 华邮局邮票。研究内容涉及邮票的版式、纸张、刷色、齿孔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周今觉的《论“大龙邮票”版式》, 王聘彦的《慈瘩万寿纪念票刷色表解》、《关于前清五分棕色欠资 票问題之讨论》、《总理像邮票图案分大小型之研究》,阎东魁的 《烈士半分票图案大小型之研究》,“怡生”的《伦敦、北京简易 鉴别法》等等。周今觉收藏大龙邮票千余枚,对大龙邮票的研究 也最有成果,在1925年10月出版的《邮乘》创刊号和12月出 版的第二期中,对大龙邮票的描述已是洋洋万言,对其社会发行时间,邮票图案、齿孔、刷色、纸质、票幅、版式、背 胶、水印、版模、变异等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现摘其“论版式” 中的一段,以管窥豹:“第一次票最有研究之价值与趣味者,莫如其版式。此一类 之研究,初无人注意,自勒夫雷司提倡于前,响应于后,乃渐为人所重视。人皆知上海票第一次有版式 之不同,一望即可辨别。顾中国第一次票却不如是之易。盖彼为 木版,每一枚三边线、版心及文字,皆人工凑合而成,故错落参 差,易生差别。此则铜模精铸,形式雷同,辨别仅在几希推微之 间,故虽以勒、朴两氏先后精研,尚有数种不能辨出之版式,即 仅能辨出者,亦尚有多数只可意会不可言诠之处,著书者仅能将 其中较易识别者之数种,考其分合变迁之变,示读者以梗概而 已,第一次票版模,一分、三分、五分各二十五枚,共七十五 枚。本各个散置,至印刷时,然后掇凑成版,印毕复拆散之。每 印一次,即重排列一次,每次排列次序当然不同。故发现一个不 同之版式,即可知其已重印一次。集邮家以为薄纸、阔边、厚纸 三次不同,必只印刷三次,此大误也。吾人划分此三期者,因其 纸质幅广,显然易分之故。其实每一期中,重印已不止一次,其 详细次数,虽不可知,但吾人苟就其版式排列之不同而考之,亦 可得其大概。就余所考知者,一分票薄纸者有三种版式,即排印 三次,下同阔边者只一种版式,厚纸者有三种版式。三分票 版式:薄纸者有三种,阔边者只一种,厚纸者有三种。五分票版 式:薄纸者只一种,阔边者亦只一种,厚纸者有三种。统而观 之,阔边者版式最少,固由全张及大方连不易得,参考材料缺乏 之故,亦实由发行期限甚短,不足一年,即改为厚纸,当时或只 印一次,未曾再版,亦未可知也。”

     周今觉对大龙邮票版式研究甚为精深,在当时屈指可数,他 的文章发表后,对中国邮票的版式研究起到引导作用。
      1.加盖票研究
      我国自清末开始,因政权更迭、改变币制而将邮票另行加盖 文字或新面值后发行的,至20世纪30年代种类较多。有些加盖 版式、字体不一,发售数量亦不相等。诸如在加盖票上出现的加 盖长矩、短矩,加盖大字、小字、机盖、手盖、木戳加盖、铜戳加盖,楷体字、宋体字、红色加盖、黑色加盖,加盖歪头、直 头、加盖原票版别、纸质不同,以及加盖厂家不同等等。因此, 加盖票在研究中具有丰富的内容,集邮家对此有很大的研究兴 趣。在此期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周今觉的 《红印花小二分版式研究》,阮景光的《万寿加盖票全张之我见》, “冷然”的《万寿加盖小字票长短距之研究》,戴郁华的《滇省初 次加盖票之脞谈》,张包子俊的《新疆暂作航空票之研究》,“惜 邮”的《总理像再版四分暂作一分票说》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 出当时对加盖票的收集与研究状况。

        2.首航封的收集研究
        中国在1920年5月7日作北京至天津飞机运载邮件试验成 功。1921年7月1日发行第一套航空邮票,同时首次开通北京至 济南航空邮班。随之陆续开通国内其他城市航空邮班,以及国外 航空邮班。每次首次航空邮班的开通,中国集邮者都不失时机的 收集实寄封、纪念邮戳、纪念封以及有关的航线与邮班的资料, 并进行研究。在此时期,已发表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亦 亨”的《中国历次航邮志略》,谢鄂知的《中国航空邮政述略》, 戴郁华的《陕滇航邮再记》,“棣村”的《记上海广州间第一次航 空邮政》等。收集研究首航封及其相关史料,已成为当时集邮者 的热门。

       3.明信片研究
      中国邮政明信片与邮票相比发行的种量较少,但已引起一些 集邮者的注意。当时的代表人物为上海谢鄂常 浙江嘉兴人,20岁开始集邮,乃新光、中华、甲戌三大邮会会 员。谢鄂常专门收集中国明信片、邮简,有明信片专家之称。集 邮家张赓伯对谢鄂常甚为敬佩,曾记述:“十六七年间〔1927— 1928年)即知谢鄂常君为此类副品之专门搜集家。因与通信, 开始集片,时正式国邮片笺,只数十种……至廿一年秋,余由哈来沪,始见及鄂常兄之片笺集,有数十厚册之多,叹为观止。” 谢鄂常主要著述有:《中国邮政特别信述》、《中国邮政片草 用》、《西湖博览会之纪念片统计》、《纪白集藏常识之商讨》等。

     4.邮戮研究
     邮政戳记,是研究邮政史、邮票史的依据之一,同时也是研 究实寄封邮递过程或真伪的重要依据。在20世纪20—30年代, 中国集邮者对邮政戳记的收集研究已很重视,有关研究文章也不 断在当时的邮刊中出现。李弗如是中国最早提倡搜集地名戳票的 集邮家,他长期坚持搜集地名戳票,共集4000多种(枚〉,分贴 六大巨册。著述有:《搜集地名邮票之兴趣》、《邮戳漫谭》等。 以收集研究实寄封及邮戳闻名的集邮家还有赵世暹(字敦甫,中 华邮票会会员张赓伯曾写道:“……君初本集华邮,后因对于 邮截,特感兴趣,乃放弃正票而专集邮票信封,所集自海关至近 代止,不下四五千枚……君尝谓研究邮戳为国邮史料上最重要 者,而乏人注意,故愿多集材料,辑一专书。”主要著述有: 《1920年中俄客邮》、《研究邮戳的小建议》等。此外,专门研究 文章还有赵善长的《我国邮戳过程概略》、《军邮业务局戳》;姜 治方的《八国联军时代军事邮戳记》;“睡客”的《邮件上之标语 戳》;万灿文的《迪化壬字邮戳之我见》;张包子俊的《珠江号之 邮章》等。可见,邮戳的收集研究范围已涉及到邮政日戳、纪念 戳、军邮戳、标语戳,其他邮政戳记等等,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水 平。

     5.集邮理论研究
      在此时期,我国集邮界除不断扩大收集研究范围外,并开始 注意运用理论的方式,引导集邮活动,探讨集邮问题,规范集邮 用语,逐渐形成集邮理论,当时称之为邮学。这种理论上的研 讨,其代表作有:周今觉的《邮学刍言》、《集邮家与邮学家》, 汪剑魂的《玩物丧志与集邮》,李隽青的《集邮的“三何”问题》,姜治方的《集邮不普及的原因》,王聘彦的<邮学辞典草案>、《华邮与邮片名称之商榷》等。并且在邮刊上掀起了有关 “前四宝"、“后四宝”的讨论。
袁寒云首先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窃谓四宝中漏盖之红印 花,不当列人。盖印花未经加盖,则无关于邮也,其价值虽贵, 不得视为邮中之宝。且列人四宝,尤足启外人轻视华邮之心。将 谓支那贵券,区区四品,尚籍一印花券而足成之,可以觇其寡陋 矣。如是宁不为国邮之玷耶?故予将以中华邮票会会员之地位, 提出修正四宝之议案,请全会公决之。予意拟以万寿日本版加盖 大字短距离二分改二分之新券,替为四宝之一,考邮诸名宿,以 为如何?”此论点立即得到苏州著名邮商卢賦梅的赞同:“前读去年十 一月六号晶报,报载寒云姻兄论及国邮中之四宝,有漏盖暂作印 花一枚,因与邮票无关,不宜列人四宝中,至理名言,确切不 移。足征研究有素,鉴观不爽。欧美收藏家,对于印花兼收并 蓄,亦颇重视,其漏盖红印花应人印花集内,价值之低昂,不亚 于邮票。试观国外目录所载,当亦可知,若以漏盖红印花误作邮 票,而粘于信封者,仍不得视为至宝。故袁君之意拟舍此红印花 票,而以万寿日本版加盖大字短距离二分暂作二分新票作为四宝 之一,诚哉是言,实获我心。”而有署名“忆媚”者却提出:“余以为无论其为红印花为万 寿,均不应列人华邮四宝,以此二类亦犹之临时中立,珍品极 多,列其一二则挂一漏万,一一列人,则虽十宝八宝尤不能容 之。反不如听其各张一军,择其能与二元宫门倒印抗衡者,列成 一军。如是则万寿、红印花、临时中立四宝四者,互相对峙,将 为华邮中珍品荟萃之所矣,望诸大集邮家有以确定之。”一署名“雪”者则提出:“故华邮四宝之名,仅红印花加盖 一元小字票,能名符其实耳。”而集邮家凌能夏却认为:“余以为欲罗列珍贵之票者,可按 时期以容之,如清初之珍品也,1897年过渡时代之珍品也,民 国之珍品也,分门别类,庶几网罗无遗。珍品荟萃,有新发现 者,则随时加人,不必斤斤于数字之间。”虽然集邮界对华邮四宝之说议论纷纷,但周今觉不为所动, 坚持己见。至1927年,国人多认为前清邮票与民初邮票合为四 珍,似有不妥,而提出以“红印花小字二分倒盖兼复盖”取代 “二元宫门倒印”,并提出“民国四珍”。此四珍有“二元宫门倒 印”、“三分暂作二分倒盖”、“四分暂作三分倒盖”,“限新省贴用 误作限省新贴用”。此四珍基本得到集邮界的认可。后来,集邮 界将清代四宝称为“前四宝”或称之为“红印花四宝”。民国四 珍称之为“后四宝”。

集邮四宝的提出和认可促进了中外集邮家对中国珍邮的搜 集、研究以及华邮票价格查询的身价。至今上述珍品仍作为评价中国传统邮 集珍罕程度的主要依据。集邮理论研究的出现,邮学的逐渐形成,表明我国的集邮活 动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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