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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是怎样集邮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13-07-14 浏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当时日本与英法等国尚未正 式交战,日军暂未人驻租界。这块弹丸之地依旧属于西方国家的 势力范围,各种政治身份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杂处其间。上海的租 界成了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由于当时 国内、国际各方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错综复杂的关系,“孤岛” 时期的上海出现了意外的文化繁荣。集邮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性的 文化活动,在此时此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上海原来就是中国集邮家的重要聚居地。日军侵华,不少原 在外地的集邮家为躲避战乱,纷纷到上海安身。东北沦陷后,原 在哈尔滨任职的张赓伯便调回上海交通银行。“八一三事变”后, 杭州的陈志川、张包子俊和钟韵玉先后到上海避难。苏州的邮商 张景盂和陆志新分别将各自经营的五洲邮票社和真光邮票社迁至 上海。王纪泽原在汉口等候收复失地后回河北去,不料银行方面 断了消息,只能取道香港来到已在上海定居的父亲身边。已在南 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周炜良,去英国学习纺织机械的郭植芳也回到 了上海的家里。北平的徐慕邢在“七七事变”后去香港避难,一 年之后也到了上海。还有山东的刘子惠,北平的李纪润’芜湖的 徐明渭等等,这时都聚在了上海。1941年,英国台维德爵士来比仇恨的方式。同期还刊载了总务部的通告,要求新旧会员重新 填写人会书,希望各位会员尽力协助联系旧会员和征求新会员。

      新光邮票会在上海全面恢复会务后,于1939年5月出版的 第7卷第2期会刊上,通告取消华北、华南分会名义,但列出了 北平、长春、福州、香港、昆明、成都、汉口、西安和欧洲、美 洲、南洋11个地方的代理人名址。在上海,除王振家的工作单 位外,另有9家邮票商社也接受代理吸收会员和收取会费。1940 年,又在重庆、天津、济南、南平和越南增设了代理处。

      王振家<1912—?>,浙江上虞人。新光会在上海复会之初, 集邮已有十三四年,专集外国航空邮票,兼集华邮正票。当时在 中一信托公司任会计工作,并以办公室作为新光邮票会的代理 处,接受旧会员登记、新会员加人和交纳会费。因责任心强,办 事细致而深得邮友好评。新会员加入,旧会员重新登记,到了 1940年初,新光邮票 会的会员已超过600人,同年9月底达850人以上,其中约五分 之三为上海之外的集邮者,已接近战前的水平。

      新光会在上海复会后,本地会员们兴致很高,不久就举行了 一次扩大的聚餐会.到场会员48人,席间由主席报告该会移沪 的状况,并由会计报告收支情况,同时举行会员间抽彩,实际上 成为一次非正式的会员大会。餐后有拍卖,共60号。成交总额 共为307元。至10时尽欢而散。会后,骨干们的兴致更髙,动 议此后经常举行这种会员及非会员均可加人的大型聚餐会。后经 筹备,在7月25日正式召开了年度会员大会,在上海文监师路 948号陈复祥寓所举行,有100多人参加。张包子俊会长报告会 务进展及拍卖部和编辑部的工作,宣读会计报告,推举理事共 24名,本埠18名,外埠8名。接着举行拍卖,共有60余项。拍 卖结束后聚餐,会员间交换邮品,抽签赠送主要由热心会员捐赠 的邮票为纪念品,直至晚间10时。俄国邮票会的中国人。专集中国邮票,重视实寄封和邮政用品的 收藏,研究邮政史、邮票史和集邮史,对各种邮票印样,尤其是 未采用图稿的试模样票,有极大的兴趣,提倡为保存史粹而集 邮。邮人们多称他为“史矿”。在邮友中有很高的威望。出版会刊最初遇到的是经济困难,第3期的《编后语》就 说:“月刊的材料和印刷,是比较以前丰富和改良,但是一笔浩 大的印刷费,使本会极大困难。若仅就会费的收人,恐怕还不足 支持两期……所以我们惟一希望就是:(一)各会员和读者多介 绍广告。(二)多介绍新会员人会。(三)设法使零售销数增多 ……希望诸位在一、二两点尽尽力帮帮忙。”其实此时的会刊已 经办得相当精彩,不但从第7卷第2期起增添了彩色封面,而且 刊登不少好文章,如连载《无尽藏室邮话》〈张赓伯〉、连载《寄 寸楼邮话》〈陈葆藩〉、连载《中国商埠邮票史》〈陈复祥〉、《袁 寒云日记集邮摘抄并序》〔张赓伯〉、连载《集邮今古》(赵竟 成〉、《世界邮票丛谈》(目则生,即万灿文)等。在1939年7月 出版的第7卷第4期上,张包子俊发表的《柬帖展览会中之邮票 展览记详》一文中,披露了一段“新闻”。文中提到:“最引人注 目者,则为中国共产党邮票。邮票有江西、湘鄂及西北发行者多 种。”又在同年10月出版的第7卷第7期上,署名“则鸣”的 《答邮徒君之集邮日记》一文中,介绍晋察冀边区邮票,并在第 8卷第2期上再以“则鸣”署名刊出《边区邮票纪略》,披露黄 绍斋提供的半白日徽、全白日徽图邮票和抗战军人纪念邮票照 片,以及谢鄂常提供的全白日徽图邮
在群策群力之下,会刊的努力果然得到回报,在第7卷4期 《卷头语》中,编者就欣喜地告诉读者:“在前三期中,销数一期 比一期好,舆论也总算不错,会员增添数比前两个月多了一倍以上,会刊的销路也遍及全国及海外。”《新光邮票杂志》第7至9 卷,为24开本,每册平均43页。第7卷共8期。1940年2月起 出版第8卷,共8期7册。1941年5月起出版第9卷,7月出版 第5、6期合刊,共6期3册。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新光邮票 杂志》不但坚持出版,而且办得出色,是与邮会骨干们的努力分 不开的。各位理事也时时在为邮会的经济操心。新光会刊维持下 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拍卖部所得佣金的支持。1939年10月, 邮局拒收寄往内地的印刷品,会刊只能转经香港送往大后方,势 必增加邮费。由于会刊的成本超过会费的收人,理事会决定,暂 停征收永久会员,当年会刊少出1期(共出8本〉,翌年会刊共 出10期,同时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设法积累资金,先由理事 长张承惠捐了 100元。

       1940年,张赓伯主编新光会刊,同时又担任了中华邮票会 的总务部主任及其会刊《邮典》的主编,原先他还雄心十足,不 料这时候却出现了稿荒与连载文章的作者有的因病,有的因繁忙 没能及时交稿,于是张赓伯在1941年第8卷第7期和第8期合 刊上,一个人写了 2万字(几乎占全刊三分之二)的文稿,拿去 排印,勉强出版。又因1940年10月起,香港邮局拒绝向内地转 寄印刷品,新光邮票会1941年首次理事会决定会刊改出两种, 以《副刊》报道会务及简讯,作平信及时寄送会员,以《杂志》 刊登论文及连载,改为不定期的全年6期,暂行停寄外埠,惟对 补寄会费的会员作挂号信件寄发。于是,1941年的《新光邮票 杂志》在5至7月的3个月中连续出版了 3本合刊后,张赓伯总 算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当年的任务。此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曰寇 侵人上海租界,再度休刊。因杂志脱期,1941年4月起,同时 出版《新光邮票杂志副刊》,共7期;1942年12月,单独出版 《新光年刊》一册,都由张包子俊主编。1943年4月再行复刊, 改刊名为《新光会刊》,季刊,8开,报纸型,卷号续前为第10卷,由钟笑炉主编;1944年第11卷由陈志川主编,1945年第12 卷由钟韵玉主编。

       1942年下半年,新光理事们皆忙于筹备邮票展览,月刊最 终未能出版,直至年末,勉强印出一本32开10页正文的《新光 年刊》、一份16开4页的《会务报告》和一份同样篇幅的《会员 录》,算是向交付会费的会员交差。《年刊》除刊首一篇周载沧写 的《我所希望于新光邮票会》外,全部是张包子俊编写的一年半 以来新邮发行概况。周载沧文中写道:“发行会刊\是邮会中最 重要的工作。可是我们新光邮票会目前所停止进行的就是出版部 的工作。”他也列出出版会刊的3项困难:环境、经济、工作人 员。其中“环境”是指这时伪政府对人民结社严加限制,要求邮 会重新申请,新光会刊的出版许可证也被取消了。

       1943年起,新光邮票会停办书本式的杂志,每年改出16开 4至8页不等的综合性会刊。于此,曾一度辉煌的《新光邮票杂志》,已经不能满足会员们的需求,除了本地会员尚能参与邮会 的活动外,外地与新光邮票会的联系则不如以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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