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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提倡的集邮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21-03-06 浏览
      1949年北平解放后,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筹集解放区邮票, 为开展集邮业务作准备。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 立。为发展集邮,在邮局设集邮台,邮票上编印志号,大力宣传 集邮和新邮消息,征求普及集邮的意见,改进邮票发行政策,举 办与参加国内外邮展等各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新中国初 期的集邮活动走串萧条,步入繁荣。

     1949年5月,主持华北邮政总局工作的苏幼农,向各解放 区邮政管理局发出通函,要求交换历来各自发行的各种邮票 5000套,以满足收集解放区邮票的集邮者所需。这项重要措施, 把即将停用的解放区邮票及时集聚起来,免遭流失,使解放区邮 票得以转入集邮领域,为后来的集邮公司营业售品、解放区邮票 的收集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以后通过“区票”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提供了教材。这一时期,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邮 局设立的集邮台继续营业,主要出售解放区邮票。1949年11月 1日,华东邮政管理局就恢复集邮台、发展集邮业务及出售各解 放区邮票发出通令:如解放后未恢复业务者,应迅即利用现有人 手予以恢复;各局可尽量利用种种方法对外宣传,借以促进公众 集邮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华北邮政总局即奉命筹划新中国 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工作。新中国的邮票以什么面貌展现于世,如 何确立票种,表现票种?如何便于集邮者收集整理?这是当时邮 政部门领导和有关人员反复考虑的问题。最后采纳了邓连普的创 意,在邮票的下边印志号。志号由票种的词头、套号、枚号组 成。1949年10月8日首发<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邮电部供应局邮票管理科。”

      1951年8月25日和10月29日,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和副 局长谷春藩具名,先后以业字770号、927号函致江苏溱潼集邮 月刊社,要求在《集邮月刊》上刊发“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 念”、“保卫世界和平”、“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邮票的发行消 息。在公函中不仅介绍了发行缘由、邮票面值、邮票图案,并随 函附寄上述3套纪念邮票,要求消息刊出后,“检寄一份”刊物, 同时“将该项邮票在贵处集邮界所发生之印象及销售情形得便示 知”。让集邮者通过邮刊及时了解到新邮票的信息,并通过邮刊 将集邮者的意见反馈给邮政总局,是当时改进邮票发行工作的一 项措施。邮政总局为宣传集邮活动,在当时发行、使用的邮资邮简以 及包裹单的背面,都印上提倡集邮的文字。1952年的邮资邮简 上印有:“集邮一即是收集邮票欣赏研究一是一种健康的趣 味丰富的文化娱乐。人民邮政发行了多种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 它们体现着祖国各方面的伟大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辉煌成 就。各邮局均发,各种邮票,购买便利。”在国内包裹单单据背 面,也印有“购存各种邮票,欣赏研究,是趣味丰富的文化娱 乐”的宇样。言简意赅的行文,铭记了建国初期的人民邮政为宣 传、开展新中国的集邮活动,精心策划、不遗余力的敬业精神。

      邮电部供应局于1951年3月特发函给集邮家和邮商,就如 何使集邮大众化,邮票发行之方向,扩大邮票的国内外销路,特 别是邮票出口等等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振兴新中国集邮的又 —项措施。

     1951年3月21日,上海著名集邮家、邮商钟笑炉,联名陈 第忠、徐星瑛、顾培钧等发表《为发展我国集邮业务问题复邮政 当局书》。其中客观地陈述了当时集邮者、邮商的心态,分析了 邮市经营状况,依此,为发展集邮提出三点建议: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集邮者,如何承接历史,如何 以新思想认识集邮,转变集邮观念,邮商如何改变经营思想,均 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半个世纪铸就的集邮方式、观念,仍在集 邮圈内惯性滑动。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一个认识过程,转 变脑筋。

       建国初期,邮政部门没有自己办的集邮刊物,有关集邮观 念、集邮导向性的一些文章,则大多发表在江苏溱潼一家邮商办 的小报《集邮月刊》上。当时,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集邮月刊》 陆续刊登文章,专门讨论“关于收集帝国主义国家和旧社会的邮 票问题”,“如何做新邮人”,“集邮是小资产阶级的娱乐吗?”等 等问题。有的文章写道:“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有些集邮家 有一种偏向一好钻牛角尖,甚至于有些朋友就根本没有一个明 确的集邮观念,这些都是要好好地研讨研讨。有些邮商们操纵囤 积,投机欺骗,无所不为,这也要彻底地检讨了。今后我们的集 邮,要从纵横方面研究,因为过去一些集邮家们只研究齿孔、背 胶、水印、大全套、组外品……从不研究图案,因此,对于文 化、艺术、历史、地理各方面轻视了。”

     该刊第30期发表《积极清除旧的集邮观》一文指出:“自鸣 清高为保护‘国粹’ ‘殉’忠,看到龙头、帆船恋恋不舍,对新 中国邮票则不感兴趣,专集清朝邮票或北洋军阀时代的邮票,表 面上好像是些‘专家’,实际上这些象牙塔上的朋友,也就是 ‘遗老’。”
还有的文章表示,要烧毁帝国主义国家的邮票和反动邮票。
讨论的某些内容,如对淸代邮票、民国邮票的收集,对传统 集邮研究,对西方国家邮票均持否定态度的过激言论,给一些集 邮者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

      事实上,当时许多集邮者、集邮家以热爱新中国的政治热解放区纪念邮票发行资料》、《解放区邮票简史》等文章都是在该 刊首次发表的。该刊封面选登中国珍邮四方连作主图,“抗战军 人”、“红印花小字査圆”、“纽约版中心倒印”等珍邮在封面展 示,颇引人注目。《天津邮学月刊》于1951年7月停刊。该刊以 年编卷,1950年出版的编为第1卷,共9期。1951年出版的第2 卷,出版2期。共两卷11期。

     《集邮月刊》,江苏溱潼宓宁邮票社出版,李宓主编。1949 年8月创刊,16开,铅印。该刊以介绍解放区邮票为主,尤其 重视苏皖区票的研究。主要文章有《苏皖边邮》、《苏中战邮》、 《华中一分区发行的油印邮票》、《苏皖罕品漫谈》等。此外还开 设邮苑人物专栏,报道新邮消息。该刊在集邮评论栏目中,发表 ―些诸如《谈集邮》、《积极清除旧的集邮观》等文章,文中一些 偏激的观点,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该刊于1952年12月停刊,以 年编卷,共出版4卷32期。

     《东方邮刊》,北京东方集邮研究社出版,吴嘉祥主编。1950 年7月创刊,16开,铅印,每期10页左右。该刊介绍人民邮政 邮票的资料,新中国发行的邮票,还刊登了华北区邮票研究,集 邮讲座等文章。该刊于1950年9月停刊,只三个月办了 3期。
《京联邮讯》,由北京韦景贤、杨启明、韦崇亮、袁香举、王 育中联合编印。1950年6月创刊,16开,油印,每期4页,免 费赠送。主要内容有新邮消息、京津邮市近况。对金圆邮票、解 放区邮票、新中国邮票的介绍采用表格形式,言简意赅。该刊只 出版了三期,在1950年8月第3期停刊启事中云“最近发生意 想不到的阻碍,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告停刊”。该刊虽为油印,手 工刻写的宋体字娟秀清晰,邮刊独具特色。

      其他商业性邮刊还有:南京伟光邮刊社出版、潘伟光主编的 《伟光邮录》,1950年8月创刊,同年11月停刊,出版了 4期。 该刊广告较多。天津汤瑞芳编印的《服务邮讯》,油印,报道天种邮票各留一批无齿票与有齿票,在集邮台销售。天津集邮台为 增加供应品种,特派人去上海,用华北“五一节”邮票交换“南 京上海解放纪念”邮票,还与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等区建立 互换解放区邮票的合作关系。由于品种渐多,购票的集邮者曰见 增加。
当时天津经常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天津邮局特印纪念 邮折,贴新中国最初的几套纪、特邮票,由集邮台在展场上出 售。50年代中期,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天津集邮台完成了历史 使命后撤销了。

       集邮台,在历史嬗变时期,为发展新中国集邮事业起了特殊 作用。集邮台由邮政局设立并管理,它的营业表明了国家邮政部 门对集邮活动提倡、扶植的决心。集邮台是新中国国营集邮企业 的雏形,当时它营业范围虽小,但却给几乎中断的集邮事业注入 了活力。集邮台出售解放区邮票,使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集邮者 有票可集;使集邮者逐步完成了收集品类的转换,即从旧中国邮 票转人了对解放区、新中国邮票的收集。

       1952年,中国国际书店经由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苏联邮 票和苏联的美术明信片,由国际书店经销。经销处设在北京苏州 胡同国际书店总店和上海福州路国际书店上海分店。第一批出售 的苏联邮票有80多种。为方便集邮者函购,还编印了售品目录。 目录上说明:“如蒙选购,请注明邮票号码并按定价汇款(或用 国内通用的邮票代替亦可),本店立即寄奉。”这个办法解决了小 额汇款的不便。这种为集邮者提供方便的作法,体现出当时国营 企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际书店出售邮票数量不太多,经营时 间不长,但对推动北京、上海的集邮活动起到一定作用。

      这个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几个大城市的邮票价格商社仍继续经 营,但营业状况不振。北京东亚邮票社杨启明回忆说,“解放初 期,集邮业务开展不起来,后逐渐好转。”
北京的邮商大多集中在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内。地处王府井 大街的东安市场,是当时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在此设摊位经营 邮票业,有地利的优势,使这里的邮商得以长期经营。东安市场 的邮社,主要经营淸代邮票、民国邮票、解放区邮票,有的兼营 外国邮票。各商社都有不少淸、民、解放区的实寄封。许多集邮 家常到此挑选,时而能买到很有价值的票品。除高档票外,他们 也卖低档邮票。比如袋票,有的内装各国普通邮票,兼有数枚淸 代蟠龙邮票,100枚一袋卖1元钱,合1分钱1枚。这种袋票很 受青少年或初人门的集邮者的欢迎。在东安市场经营邮票买卖的 除杨启明外,还有沙琪、沙伯泉、季子荣等。

     位于西单清真寺内的“景贤邮票社”,由韦景贤经营,这里 中外邮票兼营。韦景贤在集邮界口碑较好,集邮家认为他“诚实 可靠”。杨启明、沙伯泉、沙琪、季子荣、韦景贤这几位邮商,邮识 丰富,谈起中国各时期邮票的知识如数家珍,经营起来游刃有 余。这一代邮商经营作风端正。沙琪有个买卖“原则”,就是 “贱进贱出,贵进贵出”,收进的邮品,加二三成就卖,只嫌个手 续费。他们的经营作风,促进了邮品的交流,对中国集邮的发展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天津原有的东亚、国华、国际、良友几家邮票社解放不久即 重新开业。天津邮商的生意做得灵活,东亚和诚记邮社兵贵神 速,每当某一城市解放,即给当地邮局汇款,要求买下当地使用 的邮票。这个办法使他们收购到大量解放区的邮票,其中有不少 地方临时加盖票,由此嫌了钱。当时,天津集邮比北京活跃一 些,邮市的买卖也比北京兴旺一些。

     上海是中国集邮、邮商最活跃的城市。当时,许多邮商叹息 解放初那几年生意冷落,交易额不及盛时的十分之一,但是这种 局面很快就过去了。在外滩惠罗公司旁的小巷里,邮店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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