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上海、广东集邮界的呼吁

        6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后，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62年，在上海的集邮家开始 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联络交流活动。在相互交流中，成立全国性 组织一时成为共同话题。席间，推举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周煦良 在赴京期间，代表上海集邮界会见夏衍，向夏衍陈述上海的意 愿。夏衍虽表示支持，但仍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如愿。

       1964年，常增书致函广州市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林西， 提出应该由中国集邮公司牵头，成立全国集邮组织。广州市将常 增书的建议信转送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处。

        同年5月，正当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 安国及吴凤岗在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常增书又向 王安国和吴凤岗提出筹建全国集邮组织的建议，并在他的奔走 下，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约见了苏幼农、王安国、吴凤岗。林西也 建议应由邮政部门出面筹组。席间，苏幼农局长表示此事回到北 京进行研究。然而，邮电部领导最后仍然决定，邮政部门只管集 邮业务，集邮组织由文化部门领导为好。筹组全国组织之事，再 次搁浅。

        中国统一集邮组织的问题，自1950年至1966年，终未解 决。或因进行政治运动，或因找不到挂靠部门。不久，全国开始 了 “文化大革命”，集邮活动被完全否定，筹组全国集邮组织一 事更无从谈起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近停滞的集邮活动重新获得生命力。50年代中期，集邮广为普及，集邮活动呈现空前的繁荣， 集邮成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安定社会的积 极因素。国家邮政部门的支持，集邮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及老 —辈、新一代邮人的执著追求，使新中国的集邮事业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国集邮生存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营集邮公司迅即成为中国邮票市场的主体，从而形成了集邮公司卖什么邮票，集邮者就集什 么邮票的“万人同面”的状况。销售渠道的固定与统一，使人们 的集邮水平被制约在同一个层面上。当时，除了少数集邮家对清 代、民国、解放区邮票的收藏和研究水平较高之外，群众集邮的 总体水平并不高。不必讳言，十七年中，集邮活动一直未被纳人 政府组织领导的文化事业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集邮的社会、 文化乃至经济价值的宣传和研究，集邮活动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发 展模式：集邮者自发地组织邮会，自编刊物，自由交换、买卖藏 品。虽然十七年的集邮活动在普及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较 高层次的研究上，却与世界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

       总体而言，十七年集邮活动的发展是呈波浪式的前进，它的 高潮起落不能不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集邮者一这一组织松散的群体，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给 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尽管他们的活动屡屡受到抑制，积极性 未能得到充分调动，但他们一直热情不减。“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相当一部分集邮者的写照。建国后十七年 的集邮活动虽历经曲折，但仍获得不少成就，并为八九十年代中 国集邮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