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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上海、广东集邮界的呼吁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21-01-18 浏览
        6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后,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62年,在上海的集邮家开始 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联络交流活动。在相互交流中,成立全国性 组织一时成为共同话题。席间,推举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周煦良 在赴京期间,代表上海集邮界会见夏衍,向夏衍陈述上海的意 愿。夏衍虽表示支持,但仍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如愿。

       1964年,常增书致函广州市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林西, 提出应该由中国集邮公司牵头,成立全国集邮组织。广州市将常 增书的建议信转送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处。

        同年5月,正当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 安国及吴凤岗在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常增书又向 王安国和吴凤岗提出筹建全国集邮组织的建议,并在他的奔走 下,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约见了苏幼农、王安国、吴凤岗。林西也 建议应由邮政部门出面筹组。席间,苏幼农局长表示此事回到北 京进行研究。然而,邮电部领导最后仍然决定,邮政部门只管集 邮业务,集邮组织由文化部门领导为好。筹组全国组织之事,再 次搁浅。

        中国统一集邮组织的问题,自1950年至1966年,终未解 决。或因进行政治运动,或因找不到挂靠部门。不久,全国开始 了 “文化大革命”,集邮活动被完全否定,筹组全国集邮组织一 事更无从谈起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近停滞的集邮活动重新获得生命力。50年代中期,集邮广为普及,集邮活动呈现空前的繁荣, 集邮成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安定社会的积 极因素。国家邮政部门的支持,集邮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及老 —辈、新一代邮人的执著追求,使新中国的集邮事业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国集邮生存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营集邮公司迅即成为中国邮票市场的主体,从而形成了集邮公司卖什么邮票,集邮者就集什 么邮票的“万人同面”的状况。销售渠道的固定与统一,使人们 的集邮水平被制约在同一个层面上。当时,除了少数集邮家对清 代、民国、解放区邮票的收藏和研究水平较高之外,群众集邮的 总体水平并不高。不必讳言,十七年中,集邮活动一直未被纳人 政府组织领导的文化事业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集邮的社会、 文化乃至经济价值的宣传和研究,集邮活动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发 展模式:集邮者自发地组织邮会,自编刊物,自由交换、买卖藏 品。虽然十七年的集邮活动在普及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较 高层次的研究上,却与世界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

       总体而言,十七年集邮活动的发展是呈波浪式的前进,它的 高潮起落不能不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集邮者一这一组织松散的群体,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给 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尽管他们的活动屡屡受到抑制,积极性 未能得到充分调动,但他们一直热情不减。“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相当一部分集邮者的写照。建国后十七年 的集邮活动虽历经曲折,但仍获得不少成就,并为八九十年代中 国集邮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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