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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市在起落中寻求发展

来源:未知 发布于 2019-12-23 浏览
  中国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成了一个以集邮者为主体,以交 换邮票为主,买卖邮票为辅的活动场所。集邮者手中拿着集邮 册,供人挑选交换。在这块交换场地中,邮票种类较多,除了新 中国邮票外,还有清代邮票、民国邮票、中低档的解放区邮票, 以及外国邮票。交换方法还是采用五六十年代的方式,以票换 票,差额可到邮票公司里买一两套邮票相抵,或是直接用钱找 补。他们既交换邮票,也交流邮识,还传递一些集邮信息,这里 是集邮者调剂余缺的好去处。进入80年代后,交换邮票场地的 内容性质逐渐变化。“倒卖邮票”的人数迅速扩大,逢节假日均 有上千人聚集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的马路上,进行邮票交易。凡 是邮票公司没有的,在这里多能买到。因无任何政府部门出面管 理,邮市处于自然状态。但北京出现过多次对邮市围抄的事件, 有关部门认为“影响市容”。这种查抄收缴行为在1984年、1985 年发展到顶峰。由于法律不健全,执法人员在围抄没收邮票后不 给予收据,使不少前来交换邮票的集邮者蒙受损失。

  上海的集邮市场最初也是在上海市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 成。节假日,营业厅内外挤满了人,交易的票种远比邮票公司的 齐全。在思南路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星期天有近千人在 这里买卖邮票。有的当场成交,有的因数量大或涉及珍贵邮票, 便在此谈妥价钱,易地交讫票款。此市场也难免遭受围抄的命 运。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1月28日广播:近期一次围 抄,没收了非法市场的1万多枚邮票……

  其他大城市的邮市状态与北京、上海差不多,有的也遭到围抄没收的打击。
  北京的集邮市场规模在全国是最大的,影响也最大。到 1982年,北京的邮市不只由北京集邮者、邮商构成,外省市集 邮者以及邮票行商到此买卖邮票的也不少。北京的邮市在“非 法”中走向繁荣。虽经五六次大围抄、大收没,被迫易地五六 处,而每驻一处皆现兴旺。邮市顽强的生命力,得以市场经济的 支撑。

  市场的呼唤,使邮市的邮品品种非常丰富。有来自山区甚至 太行山解放区的实寄封,也有老集邮家的藏品,一些不见经传的 珍稀邮票也出现了。1980年,有人出让大票幅的“一片红”,索 价400元、“全面胜利” 450元。因为这2枚邮票当时未见记载, 北京几位集邮家都未敢染指。小票幅的“一片红"时价300元可 以成交,因为此票敏感性太强,卖方恐遇不测,大多在邮市上谈 妥邮票,易地出手。“文革”票最为抢手,一是集邮者买进补缺; 二则流传至国外的“文革”票标价很高,有的香港邮商在北京找 人代为收购邮票,使“文革”票价格日日攀升。到1981年夏,文4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新票5枚已卖到100元,文12 “毛主席去 安源”卖到5元1枚。

  这个时期,有些邮票行商开始“上山下 乡”,到山区农村或是自已插过队的地方收购信封,到农村供销 社邮票代售点收购积压的邮票。1982年一批“文革”普票上市, 其来源是偏远山区。收购上来的实寄封较有价值的,见有 1957—1959年的美术邮资封,每件5元至10元不等,这些封大 多也收自偏僻地区。有些家藏的邮票,也被发掘出来。80年代 初,天津一位从事邮票买卖的人,以每枚1分钱的价格在锦州郊 区收购数万枚日本早期的新套票,其中包括公园票、航空票等 等。市场使一些“死”票活了起来,市场为邮品的流通创造了条 件,这对广泛开展集邮活动,发展中国的邮票业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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